▲ 10月24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参加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来源：新京报）

10月24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举办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称，“一带一路”并非如同个别西方国家所说是中国所设的“债务陷阱”，相反，在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负担的时期，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的国家之一。

周小川指出，确实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另外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是取决于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

“如果在这一期间，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就会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拨款或者是这方面的能力。在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将会变弱。再有是债权人方面，如果发生债务违约或者是显著地进行债务重组，包括像AIIB（亚投行）这样的机构，其财务健康性受到损害，会影响到未来的融资能力、评级、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这个长远影响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周小川称。

他提到，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中国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但是疫情比较复杂，疫情过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是需要研究的，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缓债，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就一定是减债和消债。此外，需要区别哪些是疫情导致的债务困难，其实疫情新增加的债务负担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有很多高杠杆债务实际上都是在疫情发生前形成了的。因此，还要注意不要出现道德风险，所以说是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未来能力的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生产能力的建设。有些国家不愿意轻易违约或者申请债务重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信誉，未来在国际市场、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能力。与此同时，未来的发展道路肯定是大量依靠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依靠多边主义，当前的一些政策选择既是关键，同时也不能顾前不顾后。

至于一些对立面的说法，周小川称：“这些说法的对立面是有些人试图借这个机会推卸过去自己的责任，把问题都说成是别人搞的陷阱，唱高调，或是自己主张请客，并且让过去的东西就算了，拉倒了。但是请客他又说我自己不出钱，你们去出钱，所以出现了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有一些议论，强调给发展中国家送点礼或者是减点债什么的，这很有点像是给好处，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能够将基础设施搞上去，将生产能力搞上去，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周小川说。

除了“一带一路”债务问题，周小川还十分关注储蓄率问题。

他回顾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伯南克，他从储蓄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原因，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过剩的储蓄涌到美国，导致了次贷危机。这里面也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多余的货币就容易找避风港流入美国，这是一种说法。

当时在讨论中周小川回应，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其主要的原因和亚洲金融风波有关系，也就是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中，不少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冲进亚洲市场，亚洲国家受到冲击好不容易恢复了，他们是有扩大出口和增加储蓄等动机的，这些储蓄的增加在随后就变成了“一带一路”债权融资的主力军。

他举出数据称，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前，GDP的储蓄率是在35%左右，但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就开始迅速提高，提高到最高时也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那时候达到了51.8%。但是随后我们也有扩大内需的政策，最近习主席强调了“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了44.6%，目前看来还会进一步地下降。

他坦言，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作用），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作用），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全球的平均储蓄率在过去10年、20年中，平均是26.5%，所以中国是大大高于这一水平。同时东亚有一些国家也都是明显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而低于（这一水平）的主要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位数。从储蓄的角度看融资能力和资金配置是一个重要地角度，也是对于那些阴谋论的反驳，否则大家会说中国人均GDP不高，还拿那么多钱搞“一带一路”，是不是确实有什么阴谋上的考虑。

“现在的情况就是东亚（包括中国），目前是债权融资的主力。大家知道过去主权融资的主力是在巴黎俱乐部，目前东亚（包括中国）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主权债的总额。其实，中国这些投资除了去‘一带一路’以后，也有相当大地数量是投在美国、北美和欧洲，但是当前局势的变化，他们对中国议论很多，也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保护主义的政策。”

周小川提到，但是再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同时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里面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所以未来，“一带一路”的融资格局会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