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文章，就世界银行新书《全球生产率：趋势、推动力与政策》中的研究，分析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趋势。

灾祸横生的2020，从经济学上的“收敛性”（Covergence）角度来讲，却可能是不错的一年。“收敛性”通常描述的是，相对贫穷的经济体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以致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

今年的情形略有不同。除去中国、埃及和越南等极少数国家，几乎没有新兴市场能够实现增长。但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正以更快的速度衰减，最终依然会导致差距缩小。这就像是400米赛跑，谁减速最慢，谁就可以摘得桂冠。

上一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如此显著的增长差距，是2013年之前（如表1所示）。彼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世界新兴市场可谓炙手可热，直到2013年，投资者担忧美国可能放缓其货币宽松政策，导致新兴市场资产遭到大规模抛售。这场“钱荒”，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新兴市场乐观主义的终结。

▲ 表1. 2011-2020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间的增长差距

落后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高于成熟经济体的这一观点，最初是由经济史学家们在上个世纪提出的，比如50年代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以及70年代的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该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模仿比创新要容易，资本越稀缺，投资回报越高。

事实上，在对金砖国家进行测算时，美国高盛公司采用了收敛理论的一个相对保守的版本，即“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简单地说，这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贫困国家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富裕国家。而这个“其他条件”，则包括了教育水平、贸易开放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等十多个因素。

高盛曾预测新兴经济体会向以美国为代表的生产力前沿靠拢。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许多新兴经济体似乎并没有向全球领先的经济体贴近，而是在向邻近的或发展水平相似的经济体趋同。比如加拿大各省之间、欧洲各地区之间、日本各县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都是这种经济集群内部呈收敛特征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俱乐部有哪些呢？

在新书《全球生产率：趋势、推动力与政策》中，世界银行根据全球97个经济体自2000年以来的生产率表现，测算了多种不同国家的排列组合，寻找相互收敛的集群，最终确定了五个俱乐部。

其中，三个相对落后的俱乐部成员皆是相当贫困的国家。另有一个包涵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南非等潜力亟待开发的大国。

而五个俱乐部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则涵盖了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以及16个新兴市场，比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如表2所示）。在这个俱乐部中，相对贫穷的成员增速显著高于富裕的成员，据测算，每隔48年，它们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就可以缩小一半。

▲ 表2. 16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表中国家从左至右依次为：缅甸 越南 印度 中国 斯里兰卡 泰国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巴拿马 马来西亚 伊拉克 波兰 匈牙利 智利 土耳其）

那么，是什么力量驱动着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相互收敛呢？不是地域上的临近，因为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也并非单纯是投资和贸易水平，因为其他俱乐部里也有贸易发达的成员。因此，高水平的教育和政府效率，似乎有着更大的影响。

此外，一项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学者组织的研究发现，这个顶级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在经济的“复杂性”（Complexity）上，也有着出色的表现。这种复杂性通常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兼具多样性和排他性，即出口产品种类丰富，且很难被其他国家所替代。

世行新书中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或将抑制投资、缩短供应链以及造成地域上的隔离，这些都可能是阻碍贫富差距缩小的因素。但同时，书中也强调了这其中的潜在机遇，比如危机可以促进结构性改革；在萧条中没能得到维护的过时资本，则会在复苏的过程中被更加先进的技术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