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结构性挑战，压制了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扩张。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经贸摩擦与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安排相互交织，正在催化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GVC,globalvaluechain）调整，全球价值链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将在未来逐渐显现。
中国决策者新近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
这些战略的推进需要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顺势而为，面对全球价值链更加区域化、可能演化为“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趋势，中国应尽快在其中调整自身位置，打造新的“比较优势”；防止被孤立，推动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系统；尽快在价值链/产业链中向上攀升，锻造具有更强竞争力、更有韧性的产业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将某一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全球配置资源的经营方式与片段化的生成方式通过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在全球形成一个价值链条。
1990年到2007年间，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以及全球贸易壁垒快速降低都推动了跨国公司生产流程全球再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尤为迅速。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以及在这些行业拥有专长的地区：东亚、北美和西欧。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均深度参与到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之中，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展创新活动。
相比之下，非洲、拉美和中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嵌入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把重点放在加工装配等低端、有形的制造业生产活动上。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扩张过程中最大的贡献者。如同第一财经研究院的ULC数据库显示的那样，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上，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
麦肯锡研究院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其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既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作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方角色也越发重要。
并非所有高贸易强度的行业都依赖中国，一些强烈依赖本地需求且本地成分要求高的行业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高科技、资本品和服务出口等领域。因此，虽然中国高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总体而言，中国主要还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全球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度实际上要远超以往的一般观察。在过往的中美贸易研究中，通常使用中国中间品占美国产成品价值的比重来衡量美国对中国中间品的贸易依赖度。
然而这种方法忽略了由第三国所实现的间接依赖度，例如，中国是德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主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当这些国家向美国汽车制造商出售汽车零部件时，也会使用中国的中间品投入。
鲍德温和弗里曼采用一个更广泛的指标来衡量中美在贸易上的完全依赖度，结果显示在中美汽车业的贸易中，完全依赖度远远超过被观察到的直接依赖度，且其增长速度也比后者要更快。
自2004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扩大了近2倍，德国和美国对中国投入品的依赖度大幅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和德国投入品的依赖度基本保持平稳，对日本投入品依赖度下降。
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把中国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难度远比想象中更高，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成本和代价也将颇为高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多重挑战已使全球价值链扩张停滞。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最具活力的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分散化已经较为成熟，而且全球出现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全球价值链上的投资扩张动能不足，2008年以前贸易拉动式的增长模式风光不再。
其次，从各国政治与全球治理格局来看，由于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被广泛的民众所分享，导致在很多国家全球化变成了“政治毒药”，民粹式的“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行其道，促使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回流到本国或转移到新地区。发达国家民粹政治的反噬直接导致全球贸易改革步伐停滞，甚至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倒退。
最后，随着科技发展，机器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制造业生产，追求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制造业转移日渐式微。
1全球价值链扩张停滞。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扩张已经陷入停滞，近20年来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的演化印证了这一点。
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指出，产能过剩背景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300％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增加300%），全球价值链活动（由富裕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来衡量）将减少35.4％。
在美国转向“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前，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已经造成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2011至2014年间，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中，制造业回流最为活跃的前四个子行业分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电子电器产品和其他制造业，其中化学制品企业的回流最为显著。
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科技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跨国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加快了部分产业链回迁与转移，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2机器人正在取代人类劳动力。
跨国公司更多地通过使用机器人而非将生产转移到工资更便宜的国家来降低成本。更多的贸易壁垒和更低的资金成本将加剧这种趋势，前者会让生产全球化成本更高，而后者会让新技术应用的成本更低。这种情况在金融危机后已经出现，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变得更加明显。
机器人使用量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根据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使用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机器人使用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两个手段来降低成本与扩大生产规模。
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的使用呈现明显互相替代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产能过剩时，机器人将更多地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品而出现。他们进而发现，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300％和利率下降30％，那么机器人的应用率将提高76％，并导致全球价值链显著收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