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京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0）》。
报告显示，全球投资回报率自2010年起出现趋势性下滑，近八年来已累计下降1.2%。新兴经济体整体投资风险相对高于发达经济体，但其未来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一带一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增长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风险水平低于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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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平均得分略低于上年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超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风险，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
本次评级对114个国家进行了评级，评级结果共分为九级，由高至低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AA为低风险级别，包括18个国家；A-BBB为中等风险级别，包括68个国家；BB-B为高风险级别，包括28个国家。
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国家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海外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相比2019年评级得分而言，本次评级国家平均得分略低于上年水平，而且排名下降的国家数量也远超过排名上升国家数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碧珺分析称，2019年以来，不断加剧的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增加了未来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COVID-19及其带来的封锁使得许多国家面临着健康冲击、国内经济中断、外部需求骤降、资本流动逆转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多方面的冲击。
“尽管有很多国家已经实施了支持性的财政政策，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缓解市场的紧张情绪。但未来经济前景中，风险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王碧珺说。
值得注意的是，与2019年相比，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有10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风险上升最大，新西兰、英国等国的投资风险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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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资收益率趋势性下降
报告援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急剧减少40%，低于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达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幅最大。
王碧珺指出，目前整个国际直接投资形势非常严峻，受贸易关系紧张、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近年来全球投资收益率呈现趋势性下降，从2010年到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已从8%下降至6.8%。
报告指出，在此背景下，中国海外子公司的投资回报也十分堪忧，从2010年到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中国海外子公司的ROA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
王碧珺分析称，中国海外子公司在以采矿业为主的初级产业上，表现与其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的差距较小。这是因为初级产业有较强的地理的分布特征及应用门槛，市场化程度不是很高，更容易受到东道国的产业政策影响。但从总体来看，相较于美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海外子公司的回报存在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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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平均风险低于整体水平
2020年评级报告还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风险评级，包括发达国家7个，发展中国家44个。从区域分布来看，涉及非洲国家1个、欧洲国家17个、亚太国家33个。具体评级情况如下：
报告指出，尽管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风险相对较高，但其未来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其中，“一带一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增长点。
报告称， “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较世界整体偏低，主要体现在社会弹性和双边关系两个指标上。尤其是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地区在双边关系上的平均得分比整体高12%，比发达经济体高出16.5%。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规模分别为150.4亿美元和1548.9亿美元，占整体比例的13.6%和59.5%。后者已经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
具体来看，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存量前十大目的地中，对新加坡的投资存量居于首位。新加坡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唯一的低风险海外投资目的地，其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得分远高于其他国家，对华关系、社会弹性和偿债能力也位于较高水平。
同时报告显示，东亚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南亚、中亚和独联体国家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在所有“一带一路”区域里，中东欧地区的风险是最低。而目前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仍然较少。“这可能跟中东欧当地的市场容量与市场潜力有一定关系，如果有机会，可以更多地关注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王碧珺说。
她分析称，实际上“一带一路”地区的经济基础整体比较薄弱，部分国家的政治风险比较高，而且偿债能力较低，投资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些企业蜂拥而至，增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超出当地有限的市场容量，属于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在‘一带一路’沿线，能否用其良好的双边关系弥补在经济基础、承担能力和政治风险方面的投资风险，是每个投资者需要考虑的问题。”王碧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