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向东北亚延伸面临着有利的历史机遇，而重启新一轮东北亚区域合作正是顺应时势的应有之义。不过，在大国竞争加剧和传统地区主义理论范式“失灵”的情况下，东北亚区域合作应遵循一种“新复合地区主义”的路径。与“旧复合地区主义”不同，在中美大国竞争和“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兴起的背景下催生出的“新复合地区主义”，强调大国制度制衡和地区主义、开放性与规范性、求“同”与求“通”三个方面的混合。因此，在“新复合地区主义”的思路下，中国应通过以“一带一路”倡议来引领包容性区域制度建设，以六方会谈和中日韩FTA为抓手来提升区域合作制度化水平，以建设东北亚经济走廊为主轴来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等三方面举措，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东北亚拓展，为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动能。
东北亚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交流最为活跃、经济增长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但地区合作由于受地缘政治、历史争端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进展始终较为迟缓。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东北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游离于“一带一路”规划的蓝图之外。然而，随着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由乱趋稳，不仅“一带一路”建设正呈现向东北亚延伸的趋向，而且区域合作也被激发出新的动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思考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既能进一步丰富有关区域合作的理论宝库，又能为地区的和平、繁荣和稳定贡献积极的正能量。因此，本文试图在借鉴和进一步完善复合地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方向，并对合作进程的前景和风险进行展望。
问题的提出
东北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涵盖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尽管在近代之前，区内国家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十分频繁，但二战结束后，受历史遗留问题和美苏两极格局的影响，东北亚各国间在较长一个时期内相互隔绝，经贸往来较少，区域合作几近于无。冷战终结后，随着权力格局的转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的重塑，东北亚区域合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地区主义开始萌芽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初步发展阶段，由于地区主要国家中日、中韩、俄日、俄韩等国家间关系的改善以及中俄蒙等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面临有利的历史机遇。经济上，以图们江开发为契机；安全上，以四方会谈为助力，东北亚主要国家间开始探索初步的合作，并建立了诸如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东北亚协调委员会等一些地区性合作协调机构。诚然，在这一阶段东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水平仍然整体较低，但不能否认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已然拉开了序幕。
进入21世纪之后，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迈入了实质性阶段：在经济上，地区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特别是地区主要国家中日韩三国间的合作在“10+3”的框架下得以加强，中日韩自贸协定（FTA）的谈判也不断推进。在安全上，六方会谈虽未能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但对缓和核危机、稳定地区局势一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体上看，21世纪以来的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受到了东盟合作的极大影响，形成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合作的联动，区域内经济往来规模显著增大，合作领域逐渐扩张，各种跨国合作机制不断健全，促进经济合作的平台日益完善。一种“新地区主义”的模式成为东北亚地区合作所遵从的主要路径。
不过，迄今为止，无论是相较于西欧、北美，还是比之相邻的东南亚，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水平仍显得相对滞后。究其原因，首先，由于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殊复杂性，中、美、俄、日等地区大国的利益在该地区复杂交织，统筹性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付诸阙如，使东北亚难以形成稳固的推进地区主义发展的合力。其次，领土争端、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也在分化地区主要国家谋求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了制约地区主义发展的瓶颈。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爆发的朝核危机始终使地区局势处在不稳定之中。特别是金正日去世后，朝鲜加快了核导研发的进程，而美国与之针锋相对，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和围堵。特朗普上台后，美朝对立一度逼近战争的边缘。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使区域合作几乎无从谈起。
然而，从2018年开始，由于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久经困顿的东北亚合作重现曙光。一来，地区环境的由乱趋缓激发了相关国家间合作的动能，诸如朝韩铁路对接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合作项目开始重启。二来，与半岛局势缓和相关，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向东北亚“转向”，继俄罗斯、蒙古之后，不仅韩国被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名单，而且朝鲜、日本等国也表示出对“一带一路”倡议正面回应的态度。同时，中国东北各省纷纷推出相应的政策方案，如辽宁省提出探索共建“东北亚经济走廊”，助推“一带一路”向东北亚延伸。在此背景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似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
但是，在东北亚区域合作重燃希望的同时，我们也须看到一些不可小觑的掣肘因素。
首先，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秉持“美国优先”，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在东北亚地区，美国退出TPP，迫使韩国重修美韩FTA，并掀起对华贸易摩擦，对贸易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抬头和中美大国竞争对历经挫折、方才复苏的区域合作进程是一个重大挑战。
其次，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也面临着理论困境。迄今为止的东北亚合作，在相当程度上是东盟合作的一种延伸，奉行东盟合作“重理念、轻制度”的模式。不过，东盟合作的模式固然有值得东北亚国家借鉴的技巧，但其存在的一些弊病也足以值得东北亚国家反思。特别是制度性约束的缺失，常常使东盟面临“小马拉大车”的窘境，难以在真正意义上有效引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使东北亚合作效果不彰。
所以，尽管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与“一带一路”的东北亚转向给区域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如何在大国竞争加剧和传统理论范式“失灵”的情况下，使东北亚合作能够顺势得以平稳的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北亚国家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既有地区主义理论在东北亚的“贫困”
关于地区主义的定义，可以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领域来进行界定：在国际经济学中，地区主义通常是指地区经济一体化，即单个民族经济在制度下结合成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地区主义除了经济合作外，还囊括了其他更为宽泛的地区合作，包括建立地区制度和一体化。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对地区主义概念的阐述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和引用的解释，即地区主义意味着地区基础上国家间的联合或集团的生成。从发展脉络来看，地区主义被纳入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始于二战后期，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
从二战末到20世纪50年代末以联邦主义和旧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萌芽阶段。
从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以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代表的理论成熟阶段。
以及从80年代中期至今以“新地区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自我调适与再整合阶段。
从地域上看，地区主义的发展则是一个发轫于欧洲，向北美、拉美和亚洲等世界其他地区逐渐扩散的过程。
对亚洲来说，虽然早在二战时期，以泛亚主义代表的地区主义就开始萌芽，但地区主义在亚洲的充分发展，则是进入80年代之后的事情。而至于东北亚，地区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更是直到90年代才得以开启。
东北亚地区主义兴起的动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冷战的结束和区域局势的缓和，苏联解体与中韩、俄韩建交，使东北亚南北三角对立的冷战格局不复存在，区域内国家间关系的和解为地区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是东南亚合作产生的“外溢”效应，从80年代开始，以东盟国家为核心东南亚合作蓬勃发展，其影响向东北亚扩散，增强了东北亚国家寻求合作的动力。
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向助推了地区主义发展的速度，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融入并整合进地区经济体系之中，为地区合作进程灌注了极大的动能。
诚然，从90年代至今，在经历近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欧美，甚至是毗邻的东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主义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既有涉及东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础来看，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功能主义（主要是新功能主义）、新地区主义和文化主义三种路径。
功能主义路径又可称之为“欧洲模式”，主张东北亚合作应模仿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以功能性合作为起点，发挥其外溢效应，逐渐扩大合作范围，提升合作水平，并在合作的过程中体现出“法制主义”“超国家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何剑指出东北亚合作应遵循政经分离、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次区域合作、投资合作和中日韩合作为先导，逐渐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韩国学者河泰庆以欧洲煤钢联营的发展经验为例，朴炳勋等从欧洲一体化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例，都认为遵循功能主义路径的“欧洲模式”对东北亚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探索产业部门的联合，建立超越各国利益的跨国性制度和机构，以此来实现地区经济的整合。据此，一部分学者们都从特定领域出发，遵循功能主义的“外溢”逻辑，对东北亚合作的方式和前景进行了研究。如张斌、徐海燕等从能源合作，张慧智、岳惠来等从海洋合作，张海滨、张晓文等从环境合作等领域分别阐述了具体的功能性合作对推动整个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意义。
新地区主义路径又可称之为“东盟模式”，主张东北亚合作应学习东盟的经验，奉行一种多层次、多形式和多元主体的一体化合作模式，倡导合作过程中的“弱制度性”“非约束性”和“开放性”。姜正模指出，由于东北亚地区内的贸易量较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低，所以一种自由贸易原则下的开放地区主义更符合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蔡凯文（Kevin Cai）认为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模式与欧洲和北美迥然不同，东北亚的地区主义是柔性的、开放的，不强调制度化，也不排斥任何经济体的参与。沈铭辉、张中元主张东北亚合作既要采取先易后难、层次推进的战略；又要提倡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以开放、利益共享的理念引导区域合作的建设。李昌在（Chang-Jae Lee）、陆建人等也均建议东北亚合作可参考东盟的模式或在“10+3”的框架下来进行。主张“东盟模式”的学者通常认为东北亚国家无论在历史经历、政治体制，还是在经济水平、文化特征，较之于欧美诸国则更近于东南亚国家，且该地区合作的核心——中日韩合作的契机更是发轫于东盟合作的大背景下，所以东北亚合作应当模仿东盟的新地区主义道路。不过，这些学者中的部分人士也看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些区别，因此他们在倡导新地区主义的弱制度化导向、非国家行为体责任的同时，也认为东北亚的地区主义的发展仍需要地区主要国家——中日韩三国政府主导来逐渐强化标准和制度体系的建设。
文化主义路径主要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强调观念的作用，主张依靠共有的知识和文化倒逼东北亚合作的实现。方浩范认为政治文化分歧和新型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是阻碍东北亚共同体建设的主因，而建立“文化共同体”有利于域内国家克服排斥，构筑合作环境，所以东北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赵可金认为东北亚合作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地区认同，需要以加强公共外交为抓手倡导区域合作的理念，推进一体化合作的进程。格里高利·摩尔（Gregory Moore）则借鉴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通过梳理东北亚区域的历史，他认为尽管存在矛盾冲突与历史纠葛，当前的东北亚呈现一种更类似于洛克式而非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地区国家对改善中日关系、朝韩关系、美朝关系的关注和努力构成了一种理性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助于区域合作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主义路径的支持者在论及建构东北亚地区共有观念时，往往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作用，认为东北亚国家基本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和合思想、内圣外王、天下大同、义利观等思想观点对促进区域整合具有积极的作用。
至今为止，在以上三种路径中，以新地区主义的“东盟模式”对东北亚合作的影响最大；但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功能主义、新地区主义还是文化主义，三种路径都似乎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困境。
首先，功能性合作所追求的最重要成果——“外溢”效应在东北亚地区显得效果有限。诚然，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经济合作的发展不仅使区域内贸易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推动了域内各国在能源、环境、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但功能主义最推崇的政治外溢，其结果却是“收效甚微”。特别是作为东北亚核心的中日韩三国，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发展曲折复杂，中日、日韩、中韩矛盾迟迟难以化解，政治合作的进程屡屡碰壁，甚至呈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对立态势。
其次，尽管东北亚区域合作较大程度上受到了东盟“新地区主义”模式的影响，合作呈现出弱制度性。不过，东北亚合作的主体仍是区域内的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薄弱。同时，东北亚地区合作虽号称开放，但内在排他性和对立性却十分突出。如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曾联合部分东北亚国家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与中国和东盟倡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展开竞争。即使特朗普退出TPP后，日本仍无意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反而另行成立排斥中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迟滞中日韩FTA的建设进程。韩、俄等国为了防止单一大国主导地区秩序，也纷纷在金融、能源等议题上，以“地区开放”为名，创制或筹建各种新的国际组织或机制。不仅导致地区制度供给“过剩”，也给域外大国介入区域合作进程以有利的契机。
最后，无论是文化主义还是功能主义，其背后奉行的价值理念是趋“同”，即一致性。文化主义设想以东北亚国家间相近相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来塑造共有观念，功能主义则试图在功能性合作的基础上在东北亚复制另一个欧洲。但这两种路径都忽视了东北亚国家政治上的差异性、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实力上的差距等因素使东北亚地区更推崇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在尊重差异性的前提下的融合，而过度求“同”却忽视尊“异”的文化主义和功能主义在东北亚势必会面临碰壁的窘境。
复合地区主义的兴起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和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致使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开始发生转型，而这一过程在东北亚地区显得尤为明显。伴随着地区秩序的转型，原本对东北亚合作影响最大的新地区主义开始衰落，复合地区主义逐渐兴起和发展。
（一）东北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新地区主义的衰落
2008年，在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尽管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波及，但整体上仍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这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在全球层面，中美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但在一些地区层面，中美的实力对比日趋平衡，而这一点在东北亚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东北亚地区的权力结构正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枝独秀”走向中美两国的“二元共治”。诚然，在冷战结束之初，由于苏联崩溃、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美国在东北亚权力结构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小布什时代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当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时，东北亚的权力对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周方银以“二元格局”论来系统阐述了这种变化的特征：单一霸权的衰落、两强并立和地区安全、经济中心相分离。即美国虽在地区安全上的领导地位仍无可取代，但全面优势地位不复存在；中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并超越美国成为地区经济的中心。在这种“二元共治”的格局下，不仅大国的战略选择更加难以预测，而且地区中小国家也不得不深陷在“安美经中”的矛盾逻辑之中而左右为难。
另一方面，东北亚地区的制度性安排从美国主导转向中美均势。除了权力对比的日趋平衡，中美在东北亚的制度均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冷战结束后，中苏朝“北三角”不复存在而“美日韩”南三角依然延续，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对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维护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中国仍游离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之外，多边外交的开展也刚进入初期阶段，在区域制度建设上作用十分有限。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越发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地区体系的建设，并主动发出“中国声音”：上海合作组织（SCO）、六方会谈、RCEP、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倡议的制度性安排正在区域的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美国在重返亚洲后，也开始重塑自身的制度话语权，以TPP、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显示出美国试图以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对中国进行柔性的制衡。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存在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而且军事“硬对抗”“硬均势”的成本对中美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所以中美制度均势和“软制衡”亦成为当前东北亚秩序的重要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