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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研究6年回顾与展望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9-12-18 10:56:51

关于当今时代变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各国需要相向而行,破解全球治理的各种难题和全球性挑战,共同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周年。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中国与世界的良好互动中稳健前行,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

梳理总结6年来“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成就和经验,探寻共建“一带一路”火热实践背后蕴含的理论内涵,有助于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

成果丰硕
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理论支撑

1、研究规模不断壮大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等相继建立,推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通过深入分析现状,探索实践对策,开展理论研究,有力推动“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生产和流动的价值链不断延伸。

截至2019年9月底,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一带一路”主题词检索量为56313条,“一带一路”关键词检索量为45167条。就主题文献看,2014年起发文数量逐渐增多,2015年则呈井喷式增长,随后逐年稳步上升

从研究主题和领域看,社科类文献占比超过90%,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一带一路”对外学术交流加快推进,在“请进来”国外智库专家的同时,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对话能力持续增强,相关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拓展。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对外交流合作现已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国外200多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基金会及政府部门建立交流关系。参与“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已从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迅速扩展到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研究彰显文化自信和行动自觉,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智力支撑。

2、研究内容稳步拓展

“一带一路”研究经历了从介绍性到研究性、从单纯现象描述到基于数据分析的发展历程,提炼出不少具有学理性的新表述和新观点,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创新力稳步提升,为把握“一带一路”基本状况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至2014年,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感知很多尚停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传统印象之中,有关研究大多聚焦古丝路历史文化、旅游风光以及“一带一路”历史钩沉、现状描述和意义诠释等直观内容。

2015年至2016年,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了解逐渐加深,“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文明互鉴”等成为研究热词,“一带一路”集经济合作与发展、政治外交与安全、文明交流与互鉴为一体的国际倡议特性被日渐认知。

2017年和2019年,我国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丰硕成果,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开始聚焦“构建全球价值链”、“塑造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事关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议题。

国外学术界逐渐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战略影响视角转而向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着力,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积极回应世界性难题,为全球治理注入正能量。

3、研究成效持续显现

“一带一路”研究自主意识日益增强,逐步确立了研究视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自觉,正在不断运用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发挥对共建“一带一路”实践的引导功能。

学界紧密结合世界发展格局新调整与新时代中国新变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对“一带一路”的时代特征、发展进程、作用规律、影响要素、总体趋势等深入研究,对共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合作成本分摊机制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型南南合作等议题持续深入思考,形成了一批既有理论支撑又体现不同领域特点的研究成果,为研判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走势、推动相关政策实施、化解建设风险和挑战、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发展经验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表明“一带一路”研究为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学理借鉴。

短板犹存
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不匹配

“一带一路”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挑战。

总体看:

  • “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

  • 有话语影响力的思想成果较少

  • 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

  • 对“一带一路”实践引领力亟待加强

  • 理论创新的广度和深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深入研究并解决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炼规律性因素,升华到理论高度,形成系统性学说,进而推动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兼具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尚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如何平衡咨政建言与学理研究的关系

目前有些研究仍属“大而全”“国情式”的情况介绍或现象说明,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碎片化、低水平重复等流弊,研究成果缺乏学者个人独到见解,针对性、前瞻性和特色化不足

应用型对策性研究多而原创型基础性成果少,针对“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成果少,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不匹配,最终影响成果应用的有效性。

与此相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研究的能力不足,一些研究方法创新不够,视野总体上仍然停留在旧有研究路径之上,尚未提出综合性、整体性理论范式,运用大数据等新型工具的研究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

2、如何平衡学科建设与国别研究的关系

国别或区域研究不均衡等问题依然突出,对大国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非洲、中东欧等研究较为薄弱,难以适应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例如中非合作不断加强,人文交流方兴未艾,但中国对非文化深度研究不足,缺乏能够提供政策支撑的理论成果。

当前,“一带一路”研究还零散地分布在多个学科领域,自身专业属性尚不明晰,学科定位有待明确,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缺乏互通、交流与整合,尚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规范术语和内在逻辑,其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理论框架的互联性和基于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协同性急需强化和提高。

3、如何平衡中国话语与国际研究的关系

国外部分“一带一路”研究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突出,多以“投入—产出”视角分析“一带一路”的成效和挑战,务实倾向明显。一些研究对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目标和未来走向存在模糊认识,尚需发挥定向导航作用,促进精准对接,切实解决问题。

我国“一带一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还不够强,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发展走向
促进“一带一路”研究
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

“一带一路”研究要解决共建进程中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构建一个对现实问题具有解释力、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以期实现研究内容多元化基础上的精深化,研究结构碎片化基础上的融合化,研究指向实践性基础上的理论化,不断提升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理论能力和学术水平。

为此,要在批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坚持目标导向,发挥理论引领,促进“一带一路”研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

1、总体规划方面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我国根本利益与参与各国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的科学谋划和总体设计,坚持高点定位,提高理论的指导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增强“一带一路”研究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

进一步整合“一带一路”研究机构,统筹协调“一带一路”研究工作,提炼总结“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核心理念推进路径发展动力内在规律,深入研究“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新型全球化、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系,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研究体系

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从实践发展到理论建构、再到指导实践的螺旋式上升推进进程,推动有关研究注重现实关怀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现大国格局基础上的全球视野,彰显前沿意识基础上的时代特征,增强“一带一路”理论供给,为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提供思路和方案。

具体议题上:

一是紧紧围绕共建“一带一路”长时段、全局性、基础性和本质性问题,注重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议题,重视规律总结与提炼、理论概括与提升,侧重揭示共建“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手段、以开放为路径、以共享为平台、以共赢为目标、面向未来的深刻内涵;同时注重寻找“一带一路”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做法,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创新提供新的增长点。

二是注重从理论上回应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影响,关注事关国际格局走向的重大前沿热点问题,挖掘具有国际前瞻视野,能够引导或规范“一带一路”理论发展、提升研究质量的议题,推动“一带一路”研究在登高望远中走深走实。

三是注重立足中国经验、深入研究有助于建构中国“一带一路”本土化理论的议题,力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研究范式,推出体现中国风格的研究成果。坚持用中国话语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用国际语言传播“一带一路”和中国故事,探索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规律研究。

加大区域与国别研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此,“一带一路”研究要强化区域与国别视角,了解每个参与国家的特殊性,尊重每个伙伴国家的差异性,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善于运用当地语言进行实地考察,多做具有国际视野的比较分析,多做跨国跨境的协同研究,在了解有关国家与区域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宗教、文学、外交等方面以及“一带一路”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关系的基础上,力求实现跨领域的整合集成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长期性、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牵涉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区域与国别研究要始终关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多做打通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处理好智库功能和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学术为基石加强智库建设,在中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加快学术成果智库转化;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对“一带一路”研究做出宏观整体的认识,形成专门化的知识体系,也要分门别类地开展国别、区域和次区域研究,具体深入地把握参与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各类问题。

2、研究方法方面

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注重确立研究的理论范式、逻辑结构和整体框架,使研究有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分析框架、新的理论概括。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内容涉及面广,囊括传统、新兴、前沿、交叉等多种学科的特点,要加快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全方位综合立体的“一带一路”学术研究体系,着重明确其学科定位、主体内容、研究范式、核心范畴、理论工具、评价体系等,努力形成兼具明晰概念、深厚学理、自洽逻辑、完备系统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提升内涵式发展。

重视“一带一路”资料建设和大数据研究方法的应用,注重文献资料和数据的积累,建立资料分享联盟,使得资料收藏更好为研究服务。

3、行动主体方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智力先行,强化智库的支撑引领作用。为此,要以增强理论供给为动力,从思想源头上着力提高“一带一路”智库学者理论创新和战略谋划能力,不断提升政治敏锐性和学术剖析力,筑牢主动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的研究意识。

注重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带一路”重大理论和实践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学术共同体,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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