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各园区起步不同，所处地区和阶段不同，盈利情况不一。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园区普遍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期，部分合作区经营多年仍难以达到收支平衡。有园区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坦陈，“项目本身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可持续性”是园区面临的最大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的变迁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产业集聚的平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梅波指出，近年来，境外经贸区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投资稳步增长、经济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尽管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仍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挑战。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前期投入大、项目所在国基础设施薄弱等原因，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回报期普遍较长。

促进产能合作

“我认为，境外经贸园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罗雨泽在接受采访时说。

据罗雨泽介绍，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尝试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但效果不佳，主要是因为时机不成熟。“那时我国有较强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又在大力推进沿海开放，更适合在国内建立特殊经济区进行发展。2008年后，随着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弱化，国内土地使用成本的上升，以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经贸区成为比较好的选择。从那时起，境外园区的发展开始走上坡路，发展好的已经开始考虑扩区。” 他说。

境外经贸区的加速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是密切相关的。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提出要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根据商务部、财政部印发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考核办法》，国家重点支持的合作区类型包括：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农业产业型、商贸物流型、科技研发型园区。2015年底时，我国企业正在推进的75个合作区中，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

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省级企业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2017年，河南省出台了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全省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达到25-30个，5个以上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达到申报国家确认考核条件。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进程初期，市场潜力较大，吸引外资意愿强烈，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国家建设成效十分显著。截至2017年10月，中国企业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

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正是看中了这样的潜力。开发区负责人称，“老挝是典型的农业国，自21世纪以来，老挝政府大力推动对外开放与吸引外资，积极推动国家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由于与中国经济具有互补性，老挝在承载中国工业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负责人表示，合作区契合了中尼两国深化经贸合作的需要，一方面，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正在寻求经济多元化和加快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深化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国经济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机遇和风险并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园区企业大多将“与中国关系友好、政治稳定、投资环境良好”作为选择驻在国的首要原因，此外，“低成本、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等也是决定“落户”的重要因素。

亚洲是企业最为青睐的投资地之一。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中国企业参与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28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这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形势不无关系，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从区域看，东北亚、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最为紧密。在2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中，4个位于俄罗斯，其中3个位于远东地区。

“泰国是一个人文环境与国内相似、投资环境十分优越、经济增长快速而又稳定的理想的投资地，华立相信这里对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有无限商机。” 泰中罗勇工业园的投资方华立集团负责人称。

“选择柬埔寨主要基于其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巨大的发展空间。柬埔寨劳动力成本较低，2018年柬埔寨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70美元，加上各方面福利每月为200多美元；市场广阔，一方面东盟成员相互之间零关税，进入柬埔寨就等于进入东盟，另一方面，柬埔寨作为欠发达国家，可享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给予的特殊贸易优惠政策及额外的关税减免优惠。”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投资方红豆集团负责人称。

“宽松的投资环境是选择投资印尼的原因之一，印尼的国家债务负担为东盟主要国家中最低，同时为了鼓励和帮助投资者，印尼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列有效措施。比如对用于种植棕榈树、橡胶等经济作物的土地审批，印尼政府都是优先批复，以此促进农业经济开发。”印度尼西亚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负责人称。

非洲是园区开发的另一个热门地区。在工业化合作计划下，加工制造、资源开发、商贸物流等各类中非经贸合作区加快建设。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等园区，有力地推动了东道国工业化进程和相关产业发展。

在中东欧地区，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等合作区加深了中国与欧洲的经贸合作。“匈牙利地处中东欧中心，一千公里范围可环绕周边各个国家，辐射面广；在进出口贸易上与国内相比时间短，速度快，周转迅速，尤其匈牙利在欧洲属申根国家，货物一旦进入匈牙利，就可随之辐射欧盟。” 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负责人称。

尽管境外经贸合作区已发展到新阶段，但挑战和困难仍然很多。在罗雨泽看来，政权不稳、产业配套差、基础设施落后、汇率风险大、缺乏法制保障、恐怖主义威胁是很多境外园区面对的风险。

“最突出的问题是水土不服。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外与我们国家营商环境差异很大，比如在国内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会把基础设施如‘七通一平’做得很好，但在国外政府一般是‘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他们也往往没有那样的能力。在国内政府做的工作在国外就需要这些园区建设企业来做，如果不考虑这些，园区建设和经营就会很被动。”罗雨泽称。

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认为，“国家社会缺乏稳定性、经济结构和外汇支付能力弱、货币贬值”是园区面临的最大风险；而“项目所在国总体经济水平低，工业基础比较落后，为自贸区配套条件较差，相关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被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视作最大的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高科技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意愿越来越强，重心逐步向欧美发达市场转移。一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投资科技研发型园区的中资企业，对投资审批和技术壁垒不免会有一丝担心。中比科技园负责人称，比利时拥有独特的战略区位条件，政府在准入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中比工业园希望为中国企业顺利进入欧洲搭建桥梁。

记者还了解到，由于中国外汇管制趋严，部分中资企业资金出境受到一定影响，给后期园区建设运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投资回报期长

尽管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各园区起步不同，所处地区和阶段不同，盈利情况不一。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园区普遍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期，部分合作区经营多年仍难以达到收支平衡。有园区企业负责人坦陈，“项目本身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可持续性”是园区面临的最大挑战。

“据我所知，大部分盈利状况还不是很乐观。建设早期阶段投资额比较大，招商入驻需要一个过程，短期盈利性不佳比较正常。”罗雨泽称。

在采访中，有企业将工业园区开发形容为一个“短期投入，中期持平，长期盈利”的过程。对于欠发达国家合作区的投资方而言，基础设施配套薄弱是普遍的困扰，增加了企业的投入，使回收期进一步拉长。

莱基自贸区总投资额预计超过20亿美元，截止到2017年12月，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超过2.05亿美元。“周围基础设施不配套，港口建设滞后”是影响其盈利的主要原因。

经过十一年的发展，莱基自贸区各项配套条件日臻成熟，相关优惠政策力度大，加上中尼两国宏观政策的支持和推动，投资方相信莱基自贸区经营情况将越来越好。

“莱基自贸区将抓住莱基新港建设的有利时机，借鉴我国开发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区位和政策性优势，依据科学合理的开发时序滚动开发，配套以先进的园区运营管理理念，建成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最终把莱基自贸区建设成一座集生产、生活、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临港新城。”有关负责人称。

黄梅波分析，合作区在建设、招商过程中面临一些严重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东道国政府对合作区的支持力度不够；合作区的职能定位存在模糊空间；部分合作区区位优势不明显；融资问题困扰合作区的发展；国际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合作区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不足等。

据了解，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满足一定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可以获得中国政府部分资金补助。“境外园区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风险大、回报慢，没有财政补贴会比较困难。我们呼吁政府部门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继续对重点境外园区项目进行补贴和扶持。”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负责人说。

罗雨泽称，企业之所以希望获得国家补贴，一方面确实可以缓解资金紧张问题，更重要的是获得一个“名号”，便于开展其他融资和招商工作，在国外也相当于获得了中国的担保。

不过，受访专家均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本身是市场行为，绝大多数园区应遵循市场化原则来决策，靠自己来维护其商业和财务的可持续性。

融资瓶颈大

可持续融资是困扰许多园区开发企业的难题。目前合作区开发企业除了利用母公司资金，另一渠道就是依靠资本市场。

黄梅波分析称，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目前主要的渠道还是向银行贷款，但是中国的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少、能力有限，银行的全球授信体系并不支持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进行担保和抵押，合作区的境外融资需求往往难以被满足。此外，东道国银行资金实力不足，中国企业也较难从当地银行获得贷款支持。

对园区开发者而言，待园区建设完成、进驻企业并形成稳定现金流后才具备境外融资条件，这会使得建设期资金投入面临压力。

“由于埃塞俄比亚金融不开放、外债水平较高、信用等级差等原因，国内金融无法进行支持。我们呼吁我国与驻在国有效对接，推动人民币结算、金融机构与‘走出去’企业同步配套。希望国家顶层设计先行，最好的方式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授信。”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股东江苏其元集团副总裁刘正华说。

黄梅波认为，为帮助境外园区解决融资问题，支持企业走出去，中国各银行需要提高国内银行对外放贷的权限和境外处理的能力，简化银行在东道国分支机构的手续流程，提高效率，尝试开创多种抵押方式融资。

她还指出，合作区开发企业也要抓住政策机遇，对“外保外贷”、“外保内贷”、设立境外合作区股权引导基金、两行一金的推出等新概念、新提法进行专项研究，从中找出新的融资路径，为合作区的建设奠定基础。

在罗雨泽看来，“走出去”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问题，是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不高造成的。“我们金融企业‘走出去’相对滞后，布点不完善，业务形式比较单一，经营范围受限。”他说。

他认为，要解决境外园区可持续融资问题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园区选址和设计应是基于市场化原则的理性决策，具有商业上的可行性、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我国应尽快推进资本市场开放，鼓励离岸金融发展，加大金融机构在海外布局力度，加强国际合作，拓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经营范围，鼓励适合东道国商业环境的金融创新，同时多策并举提升我国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