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近5年来,我国实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屡创历史新高,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论证,盲目决策,后续经营困难,造成较大损失;有的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影响我国金融安全;有的企业忽视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引发矛盾与纠纷。今年8月,四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要求对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进行引导,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
那么,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风向标变了吗?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从哪儿发力?如何更好监管和引导境外投资?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对外投资新观察”,期待与您共同探讨。
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从增速看,在经历一段“高速猛进”后,似乎松了松油门。今年前10个月,我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对全球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63.1亿美元,同比下降40.9%。而去年同期,该项投资数据是同比增长53.3%。
变化的不只是数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在8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对此,有人质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向是否有变化?新的引路牌将把企业指向何方?
平常心看数据下滑,政策调整重在“祛虚火”
有声音认为,今年对外投资的这脚“油门”松得有点猛。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增速下滑?
“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短期波动是很常见的,要保持平常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比如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德国,2015年对外投资933亿美元,2016年降到346亿美元,同比下降63%,也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人们之所以对中国的数据比较敏感,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这些年对外投资一路高歌猛进,外界习惯了这种高增长,但还没有习惯波动。
商务部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说,除了去年基数较高外,前10个月对外投资同比下降,还有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向好,在一些领域,国内的钱好赚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就没那么强了。国际投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很多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加大了对外资的安全审查等,也削减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总体看,对外投资下降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我们要限制的领域。相比之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实体经济的对外投资比较稳定。
过去10年是我国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10年,2015年首次跃升为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大国。然而,从去年底开始,我国加强了对企业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指导对外投资的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并接连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何会出现这些变化?
“出台这些政策,主要还是防范风险,让企业‘走出去’又稳又好。”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国际产能合作处处长张焕腾说,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虽然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企业未能准确把握国家“走出去”战略导向,开展境外投资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论证,盲目决策,后续经营困难,造成较大损失;有的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不仅未能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反而导致资金跨境流出大幅增加,债务“留”国内,资金“流”国外,冲击我国金融安全;有的企业忽视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投资投产后引发与当地民众的纠纷,有时不得不停工,既造成经济损失,也损害我国对外形象。
“就像人一样,病了就要治。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是‘祛虚火’。”邢厚媛说,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既要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也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政策引导下,“祛虚火”后,“走出去”的国内企业将“更健康”。
“走出去”大方向没变,我国仍需要鼓励对外投资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对此,有市场分析称,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受到更多限制。
“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管理的措施,绝不意味着‘走出去’政策的变向。”隆国强说,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尽管今年对外投资有所回落,但中国作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不会变。
张焕腾认为,首先,我国对外投资的大方向没变。《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其次,对外投资的基本原则没变。《指导意见》明确,在境外投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第三,对外投资管理的改革方向没变。《指导意见》明确,要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坚持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在资本项下实行有管理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按“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
也有声音认为,目前全球资本严重短缺,国际资本流动处于低位,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外资。在这种背景下,还要鼓励企业把钱投到国外吗?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更好地服务于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两者并不矛盾。”邢厚媛说,“我们在全球市场引资,要把我们没有的高技术、高附加值外资引进来,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也是要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际竞争力。”
张焕腾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壮大的必经之路。作为对外投资大国,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在放眼全球布局资源。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是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内容。”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持续改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随着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投资合作将继续深入发展,中国对外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健康增长势头。
完善监管有必要,任何国家都应避免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
对于我国对外投资监管方式的新变化,有些企业感觉不适应,甚至担心会影响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对外投资业务。
隆国强说,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政府对跨境投资进行适当的管理和规范引导十分必要。
“从宏观上看,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跨境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全球经济在战后每隔一些年就有一次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有很多是源于资金跨境流动‘大进大出’。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保持金融稳定、避免金融风险至关重要。”隆国强说。
邢厚媛认为,从微观上看,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历史短、经验不足、人才短缺,前些年对外投资也有很多教训需要引以为戒,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适当的提醒、引导,有助于企业更加全面地评估和规避对外投资的风险,提高对外投资成功率。
强化监管不可少。但在采访中,也有企业反映,因为监管政策的调整,企业在正常领域对外投资项目的追加资金,原本不需要再次审核,现在却要重新递交一堆材料接受审核,否则项目资金无法汇出。几个来回下来,不仅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也影响对外投资项目的进度。
如何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高服务企业“走出去”的便利化水平?
邢厚媛认为,对企业来说,标准明确、执行透明的监管体系,有利于更高效地开展对外投资。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指出,在完善监管方面,应研究新的监管审批办法和机制,让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加行之有效。同时,对支持鼓励类的项目,相关部门应继续提供必要的便利化服务和政策支持,提醒企业防范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