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传媒大学科研课题、“‘十四五’时期绿色能源行业先进人物事迹传播策略研究”成果（HW23137）——《“中国新能源绿色发展”系列·御风者》。本文受访人为原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处长李宝山。
刚被调到国家科委的时候，李宝山打趣地对同事说：“你们都是搞尖端的高新技术，我是‘村’里来的，做的东西‘土’。”然而他口中“土”的风电，如今已经家喻户晓，还诞生了媲美人造太阳、航空母舰的“国之重器”。在风电的创新之路上，不论是科技攻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下简称“863计划”）项目的催化，还是企业大胆创新的出谋划策，抑或是行业技术发展的规划，李宝山始终为走在最前方的风把握着方向。
李宝山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科技发展规划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实施工作，在新能源领域的新技术、新材料开发应用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仅就风电来说，从200千瓦国产化风电机组攻关和600千瓦国产化风电机组研制，到起草《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他的鞋底永远沾着泥土，因为他一直都在探索和支持“新风电”的路上。
扭转传统观念，为风电项目据理力争
与很多老一辈风电人一样，李宝山最开始接触风电也是从农村能源开始的。1981年，李宝山从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调到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工作，从事农村能源研究，其中就包括风能利用。
尽管李宝山较早地接触了风电，但真正让他和风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1989年，李宝山调到国家科委高新技术司，工作重点也从农村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在能源处的时候，风电工作只是一小部分，大概也就占20%。”不仅项目占比少，人手也十分缺乏。“处里加上我一共4个人，我到后分管可再生能源。”当时全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实在是太小了，大家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煤和其他能源方面，风电尚未发展起来，也还没有引起重视，更谈不上规模的应用。当时在“863计划”能源领域有个专家组，专家组成员对可再生能源的了解有限。“一个火电厂几十万千瓦，得立多少风机才能成为一个电厂的规模？发展风电有什么用？”
为了让领导和专家能够了解风电，支持可再生能源，李宝山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司里每年都有休假，休假的时候司里会分成几个团队，我就牵头带领一个团队到新疆去参观、考察风电，实地感受风电蕴含的无限生机。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的风电工作，一些院士、老专家不是说不重视，毕竟隔着行，风电也是新生事物，他们不了解。”
令李宝山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专家组在审定风电项目的过程中，在提问和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就把态度表露了出来，言外之意就是没看上、没多大作用，不同意。
会议临结束，即将到投票表决环节时，李宝山请求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各位专家，风电是一个新兴行业，只有得到全社会和国家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够发展。我作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个事情不是给我自己做的，是给国家做的，我要对国家负责。如果你们认为这个项目不好，这是你们的看法，我没办法改变，但是我就一个要求，请你们签字。”李宝山的这番话打动了在场所有专家，他们重新进行了慎重的考虑，也正是因为李宝山的全力争取，项目最终得以通过。
后来李宝山也特意邀请许多不了解风电的专家去了一趟风电场，“他们看了以后感觉非常震撼，说不知道风电有这样大的规模和气势”。
李宝山在负责可再生能源的初期，曾经去美国开会，并考察了加州风电场，那漫山遍野的风机令他不禁感慨国内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一番景象。“今天，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说起来很有成就感，毕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个人的贡献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具体到每一件事上，确实不一样，比如跟专家的据理力争、跟领导的反复解释汇报。有些项目没上不见得阻碍发展，但上了可能行业就发展得快一些。”
奠定风电总装的行业“链主”地位
在李宝山看来，“蛇无头不行，兵无主自乱”。一个全新的行业领域最需要的不是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而是有人能做总体设计规划，牵头各方解决问题，才能达成目标。
“八五”期间的“200千瓦国产化风电机组研制”成败的关键点就是找好了“牵头人”。1991年，国家科委委托项目管理单位风能中心组织了“200千瓦风电机组攻关”项目，具体研制任务由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杭州齿轮箱厂、上海玻璃钢研究所等8家单位承担，在消化和吸收先前引进的比利时200千瓦风电机组的基础上，对风轮直径为24米的失速型200千瓦风电机组实现自主设计与研发，这是风电机组国产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攻关过程中，该项目出现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给初到能源处的李宝山出了一个难题。“各个单位基本上是独立对接风能中心，看起来签了合同，也都规定好了，做完后把部件运到现场就行。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由于各部件与总体没有有机地配合好，致使各部件组装结合及接口部件的配合有差异。”李宝山回忆时说，“记得当时清华大学设计200千瓦的发电机，加工后在安装时就遇到了问题，因为发电机有一个加固的挡板，由于位置问题没法安装。这其实都不是技术问题，是总体上的设计和管理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李宝山前往南京和风能中心及项目组进行了深度交流。贺德馨当时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低速所所长，也是风能中心技术的负责人，同时是200千瓦风机项目攻关任务组织负责人之一。在这次深入交流中，管理中的问题显露出来：由于各方的发言权都是均等的，所以大家之间互相推诿，都说是对方的问题，实际上是责任主体不清，风能中心没有授权，都是听从风能中心指挥，没有建立各方沟通交流的机制，致使出现不应发生的问题。
李宝山意识到这样的组织方式绝对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有总体负起主要责任，于是他在贺德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始逐步将权力收回，尤其是各零部件厂家的话语权，将最重要的话语权交给总装，同时将责任主体交由总装承担。
事实证明，李宝山的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话语权的集中，大大减少了各厂家之间由于信息不统一所带来的消耗。总装提出阶段性任务后，其他厂家就按照总体的安排来实施，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就可以直接追溯到具体的负责厂家，杜绝了之前推诿责任的现象。
理顺管理方式和组装实施机制，极大地提升了攻关效率，项目虽也遇到过困难，但最终完成了攻关任务。1995年10月，首台200千瓦风力机在浙江省苍南县鹤顶山上完成安装，于1996年10月正式并网发电，后来对该机组进行改型设计后，又进一步研制出250千瓦机组，并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在当年看来，李宝山只是解决了一个科技攻关项目的管理问题，但是回顾中国风电此后近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总装企业成为行业“牵头人”和“链主”的格局自那以后日渐明确：总装企业牵头，中国风电产品不断创新、质量不断优化、产能不断提高。李宝山为中国风电第一次把控方向就影响深远。
国产大风机开启新局面
继200千瓦、250千瓦风电机组国产工作之后，1997年，国家科委将“600千瓦风电机组研制”正式列入“九五”（1996—2000年）科技攻关计划，当时600千瓦风机是国内已投运机型中单机容量最大的。
“那个时候，在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的策动下，同时有三家单位在开展大型风电机组的研发制造工作，国家科委安排的项目以自主研发为主，国家计委安排的两家单位，以成立合资企业生产为主，但总体上，我对新疆风能公司投入的精力更多，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做国产化研发工作。”李宝山回忆说。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李宝山所在的国家科委已经初步选定了承担攻关任务的两家单位，当新疆风能公司的于午铭想要申请作为项目承担单位时并没有得到批准，而是说让他们继续开展工作。
于午铭没有气馁，1997年7月，新疆风能公司成为第一家对外正式签订技术引进合同的公司。当于午铭再次找到李宝山的时候，李宝山被眼前这个人的毅力所折服，终于同意于午铭作为“替补队员”开展工作，并在10月份转为正式队员，签订了“九五”科技攻关合同。
随后，新疆风能公司虽然研制成功了一台600千瓦的国产风机，但是由于没有并网运行过，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运行发电。当时新疆电力局已经引进了一批600千瓦的丹麦风机，并且在达坂城风电场投入运行。李宝山和新疆风能公司提出，希望能把国产风机的各个部件逐步替换到已经运行的丹麦风机上测试，从而验证这些零部件能否被现有的风机兼容运行。
但是，对于新疆电力局而言，好端端的风机被拿去做测试，势必会影响发电量，甚至可能存在风险。万一进口的丹麦风机发生损坏，那又是一笔大开销。为了彻底消除新疆电力局的顾虑，新疆风能公司在李宝山的建议下提出了补偿方案：第一，如果把零件装上去导致发电量减少，造成的损失我赔；第二，如果风机出现故障，造成的损失我赔。有了这个解决方案，新疆电力局终于同意新疆风能公司把国产风机零件装到丹麦风机上去检验。
在攻关过程中，李宝山一直担心进度问题：“一是时间短，1997年才正式启动的科技攻关计划本身已经耽误了一年多，又必须要在‘九五’期间完成，因此时间非常紧张；二是在这之前国内公司没有研发这样大功率风电机组的经验，此前的200千瓦风电机组国产攻关项目他们也没有参与。”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在李宝山的支持下，新疆风能公司最终不负众望，在所有的600千瓦风电机组国产化攻关队伍中率先完成了科技攻关任务，机组国产化率达到78%，超出了国家攻关计划的要求。
“600千瓦国产机组攻关期间，除了新疆，前面提到的国家计委安排的两家风机总装单位分别在洛阳和西安，在1997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中，这项工作也转到国家科委的手里，但是很遗憾洛阳和西安的两家公司最后都没有坚持做下来。”李宝山谈道，“让我非常高兴的是金风科技（新疆风能公司后续变更成立）和浙江运达（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后续变更成立）都是我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公司，也都发展起来了，成为全球排名前十的风电制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