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雪山之巅奔涌而下的长江，一路刀削斧劈，造就了沿岸绝美的山水风景，孕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

　　长江是鱼类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保护长江不仅可以实现青山绿水，也可以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资源。

　　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的朱佳志及其同事们，每年3月到7月沿江奔走，从湖北宜昌到江苏江阴，只为做好一件事：保护中华鲟。

　　▲2022年10月20日，在上海长江口水域放流中华鲟。（左二为朱佳志）摄影：陈臣

　　在熟练的基础上创新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距今已有1.4亿年历史，具有重要的生态科研价值。近几十年来，粗放式发展导致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中华鲟种群衰退严重，濒临灭绝。

　　1982年，中华鲟研究所应运而生。1984年，首次实施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2009年，研究对象扩展到长江全流域珍稀、特有鱼类资源。

　　2015年，朱佳志从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毕业，入职中华鲟研究所。当时，姜伟博士已经带领团队对放流的中华鲟开展了两年监测工作，积累了一些工作成果。

　　“2016年3月，我和黄涛、白云钦、郜星晨、黄安阳一起到武汉、九江、芜湖、南京等地监测江段布设监测设备。那是我第一次去布设设备，很好奇，每天都要跑几个江段，行程上百公里。”朱佳志说。

　　布设监测设备的作用是当中华鲟从该江段游过，科研人员可以接收到它身上的声呐信号，从而追踪、计算每次放流的中华鲟在各个江段的数量分布情况，分析其沿江的生存状况及受威胁因素，评估其最终的入海率。

　　每年4月上旬，是中华鲟研究所放流中华鲟的时间。在这之前，要开展很多准备工作，布设监测设备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朱佳志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目前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如此大范围布设监测设备、研究中华鲟的科研机构，在国内不多。

　　从陌生到熟练，朱佳志和他的伙伴们很快摸透了监测设备的运行原理和计算监测数据的方法，但年复一年，新鲜感消失了。

　　“开始会觉得枯燥，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感觉没那么简单，就开始想办法进一步创新。比如，原来布设好设备后就直接坐等采集数据。后来我们改进了方法，待中华鲟游过宜昌后就把宜昌的2台设备收上来，再尽快送往江阴，这样在江阴江段就有更多监测设备。”朱佳志说。

　　▲朱佳志在布设监测设备。摄影：孙钰芳

　　每年，朱佳志都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提高效率，如何获得更多监测成果。

　　他带领团队不断在江阴段江面做实验，“最开始，我们在该江段布设3台监测设备，后来增加到6台，发现设备越多，监测范围越广，得出的数据越准确。后来，我们就不断增加，从8台到12台。经进一步研究，发现布设6台和12台设备得出的数据差距不大，说明设备未必越多越好。”

　　后来，他们又在重点断面增加监测设备，进一步优化监测方案。

　　2014年，中华鲟研究所在6个江段布设了9个监测设备；2015年增加到在12个江段布设13个监测设备；为获得更准确的数据，2016年起，又重新优化为在9个江段布设16台设备。

　　而今，他们可以在中华鲟通过前2-3天便完成监测设备的精准布设，接收设备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正是通过逐年的实验和优化调整，监测到的中华鲟入海率由早期的30%-40%，增加到73%，为中华鲟研究所将工作重点由长江转到海洋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数据支持。

　　是医生，也是电子维修工

　　给中华鲟体内植入声呐标记，也是中华鲟放流前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只有植入声呐标记，监测设备才能在长江中监测到它们。

　　“声呐标记一般植入在鱼腹腔末端（肛门处往上一点），那里只有一根肠管，空间富余，在此处放置大拇指大小的声呐标记，对中华鲟这种大型鱼类来说基本没有影响。用手术刀在鱼腹部切开长约5厘米的开口，将声呐标记放入鱼腹腔后，再缝合，术后中华鲟能正常游动。”朱佳志介绍道。

　　“第一次操刀，手抖，由于是珍稀鱼类，我怕把它弄坏，就用刀轻轻地划，可怎么也划不开……”朱佳志回忆道。

　　在姜华、黄涛、吴川等老同事的教导和鼓励下，他们几位年轻人一次次地练习，“现在是老师傅了，稳得很，一刀下去都不见血，缝合做得也很好，鱼都不会发炎。”

　　大学时，朱佳志学习过兽医相关知识，加上工作实践，可以说是个“准兽医”了。然而，仅仅是兽医并不能应付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监测设备都是电子产品，长期在野外使用，线路磨损、对设备开展保护都是他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无线传输模块价值几千块钱，总在野外暴晒容易损坏，线缆、设备等外置装置又过于笨重不便搬运。为保护设备、提高工作效率，朱佳志又创新性地对整套监测装置进行了改造，“可以找厂家订做，那样既费钱又费时间，我索性在网上买材料和工具自己做，方便快捷，用起来也顺手。”

　　▲朱佳志在介绍自己制作的外包盒子。摄影：黄欣

　　“一条传输线缆价值一万多块钱，不能因为一个地方磨坏了，就丢掉整条线缆，太浪费了。每次布设监测设备的时间都很紧张，如果返厂修，太耽误时间，所以就自己动手修了。”朱佳志解释道。

　　正是这种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中华鲟研究所鱼类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苦中有乐，坚持终能看到意义

　　布设设备看似简单，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因为在野外工作，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2017年3月底，朱佳志、李博和黄安阳3人去湖北监利布设设备，原定计划是早上从监利县城渡江到对岸，布设完设备后返回县城，当天再去下一个江段。可因为监利当天有两个渡船出现故障，大家只能排队渡江、再排队返程，从早上八点出发到晚上十点返程，折腾了一天，只在监利这一个江段布设了设备。

　　“2019年，有两个星期我们的车程累计2800公里。每年为我们开车去布设设备的司机们，都知道这事有多辛苦，一听说是沿江布设设备，他们都不想去。”朱佳志笑着说，“其实，也不见得有那么苦，养鱼和养猫养狗一样，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点。”

　　▲朱佳志（左）与同事在现场检查监测设备。摄影：孙钰芳

　　中华鲟被称为水中鱼王，成年中华鲟体长近2米，重达200斤左右，每次给中华鲟做B超鉴定性别或植入声呐标记，科研人员都要把它们从水里抬出来。

　　有一次，因为要给它做B超，四个同事一起用担架抬着一条成年中华鲟，在水里很小心地走着。

　　“我在旁边，看着它在挣扎就扑上去护着它，结果它一尾巴打到我胸口，力气很大。我感到非常痛，虽然胸脯上没有黑青，但是疼了几个月。”朱佳志说道。

　　“有的中华鲟特别活泼，身上滑、体重又大，在水里根本控制不住它。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到了技巧：不能先去捉它，得先把它翻过来，让它肚子朝上，这样再淘气的中华鲟也会安静下来，特别有趣。”

　　有一次，朱佳志在马鞍山布设设备，一位芜湖的渔民给他打电话（中华鲟研究所放流的每尾中华鲟背鳍上打的T型标都留有朱佳志电话）。渔民说，看到一条中华鲟在江滩上搁浅了。“由于路途较远，一个多小时后我才到那里，那时候天下着小雨，他穿着解放鞋，在泥巴地里等我们。”朱佳志说，“看到这个场景我很感动，那一刻我觉得保护中华鲟，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类似这种事情，朱佳志遇到过很多，他说：“最开始时觉得保护中华鲟，单单靠我们这些人，太难了。但近些年，大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珍稀鱼类的意识越来越强，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好推进。坚持做好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溯江产卵洄游性鱼类，他们性腺发育成熟后，会从大海溯江而上，在长江中繁殖下一代。中华鲟大部分生存时间都是在海洋中度过的，因此，开展中华鲟海洋生活研究是防止中华鲟自然种群快速衰退的重要环节。

　　2020年，朱佳志带领黄涛、郭文韬、李博、郜星晨、胡凡旭、党莹超等一帮年轻人，组建了中华鲟海洋生活史研究项目团队。该项目主要在上海长江口放流成年中华鲟，监测它们在海洋中的分布情况，为中华鲟海洋生活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中华鲟放流运输过程中 摄影：陈臣

　　“每次放流都要提前半年与农业渔政部门等相关单位联系、报备、评估，并开始准备工作，目前我们已在上海进行了3次中华鲟放流海洋活动，共计27条。主要通过卫星遥测技术，对放流中华鲟在中国近海的分布范围、运动规律、生存情况、洄游繁殖情况，及其与饵料、水温、洋流等海洋环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朱佳志介绍道，“该项研究成果将为进一步保护中华鲟野生群体提供更多技术资料，为中华鲟种群延续和发展提供更多保障。”

　　从长江到海洋，从陌生到熟悉，从懵懂到热爱，朱佳志只是中华鲟研究所的普通一员，但他和许许多多的三峡人一样，把青春贡献给了长江大保护事业。

　　近年来，中华鲟研究所构建了以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宜昌）为核心，以宜昌黄柏河基地、溪洛渡向家坝鱼类增殖放流站和乌东德白鹤滩鱼类增殖放流站为支撑的“1+3”流域鱼类保护及科技创新平台。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华鲟研究所累计放流中华鲟近530万尾，占全国中华鲟放流总量70%以上。同时，在长江上游，累计放流长江鲟、长鳍吻鮈、长薄鳅、圆口铜鱼等10余种珍稀特有鱼类602万尾。